《A：不在现场》英文版封面

　　在福尔摩斯的《冒险史》中，有一篇著名的《波西米亚丑闻》，在这部短篇小说中，一开始就谈到了福尔摩斯对爱情的排斥，小说的原文是这样的：“……对于他那强调理性、严谨刻板和令人钦佩、冷静沉着的头脑来说，一切情感，特别是爱情这种情感，都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理论家来说，容许这种感情侵扰他自己的那种细致严谨的性格，就会使他分散精力，使他所取得的全部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在精密仪器中落入砂粒，或者他的高倍放大镜镜头产生了裂纹，都不会比在他这样的性格中掺入一种强烈的感情更起到扰乱作用的了。”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我们在各类侦探小说中可以看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侦探：有智慧型的，有邋遢型的，有学究型的，有酒鬼型的等等，但几乎看不到浪漫型的。你能想象一个如007那样的侦探出现在推理小说中吗？或许曾有作者尝试过，或许有些作者想要尝试，但是，起码在目前的世界侦探名人堂里，我们找不出那样一个既好色、又浪漫的角色里。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如果那些古今中外的大侦探们都聚集在一个屋子里，你会看到什么？有的在那里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有的拿着放大镜像婴儿一般满地爬；还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疯子一般不停做出种种怪相；还有的抱着只剩瓶底的酒瓶子不肯撒手，躺在地上仿佛是新婚之夜的男子不舍得放下自己的新娘；当然了，正常人也有，他们是绅士，呆在这个满屋子疯子的大堂里，向着很少的几位单身女子微笑；而这些单身女子，虽然颇有几分秀色，却不是满身的征尘，就是正在玩弄手中的武器，还有几个看起来满高雅，可是当绅士们看到她们正手捧着不知哪里来的残缺的头盖骨端详得起劲儿时，也就没有了和她们搭讪的欲望了。唉，这与其说是侦探名人堂，不如说是疯人院嘛！
　　好了，说了一堆闲话后言归正传，聊聊这部《A：不在现场》。
　　就像本文一开始所说的，爱情，是侦探的大敌。因此，在大部分的侦探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主人公的爱情经历，无论男侦探还是女侦探，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大部分是以单身的身份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主人公金西·米尔虹在一开始就告诉读者，她是个32岁的单身女人，离过两次婚，而且没有孩子。
　　据此，我们几乎可以认定，她一定是一个理智而缺乏热情的摩羯座女士。但很显然，小说中的金西却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冷静，而是几乎陷入了一场不可自拔的爱情中。
　　从这部小说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什么太过惊人之处。首先，案件并不离奇，是一桩8年前的普通谋杀案，没有密室，没有特意制造的诡计，而由于是事先投毒，人们的不在场证明也几乎证明不了什么问题。而8年后的追查，也似乎仍是8年前的那一套程序，拜访同样的人，聆听同样的证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变得更加不可靠了。但8年后与8年前有所不同的是，死者在世时的秘书莎伦·耐普尔失踪了，或者不是失踪，而是躲了起来。于是，她便成为了金西重新展开调查的一个重要线索。
　　然而，找到这个人却并不困难，金西很快便动用自己的关系，发现了她的行踪，并如约见到了她。但是，正如一切侦探迷们所预料到的那样，就在这个关头，莎伦被杀了。于是，这一方面证明了莎伦本人并不是凶手，另一方面，也表示案件的线索又再一次中断了。
　　读到这里，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已经判断出，这部小说的情节可以用老套来形容了。凶手是谁，相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动机和过程，但仅凭着自己的阅读经验，便可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庸的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女侦探金西爱上了查理·斯科索尼。而且，几乎是像一个花痴一样地迷上了这个男人。在他们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中，金西便时时地感受到查理这个单身男人的性感与欲望。此后，在她四处拜访证人的过程中，查理的影像便一直在她的脑海中久久地挥之不去，甚至有时沉入了某种幻想之中。
　　很难说清楚，这是爱情，还是欲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再次见面之后，便发生了关系。于是，金西的侦破工作中，便不得不渗入了情欲的成份。查理作为死者的合伙人，金西不得不将他列入怀疑对象，然而，她既已陷入了爱欲之网，心理的天平又怎能不有所倾斜呢？因此，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查理，金西还是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这段爱情，是放弃，还是不放弃？
　　可以说，这是自从我读推理小说以来，首次看到主人公被爱欲所困扰；而居然被爱欲所困扰到的侦探，金西也是我读到的第一个。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字母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与其说是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推理故事，不如说是给读者们引见了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理智敏锐的女侦探。她会不会在以后的故事中，会不会变得如间谍小说中的007一样多情而又冷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野性的证明》日文版封面

　　社会派侦探小说的尽头是什么？
　　在过去，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中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腐败也好，特权也好，阴谋也好，着实让人眼花缭乱，随便打开一份报纸，很容易的便可以找出一些可供社会派作家使用的素材。它不像本格推理那样，无论怎么写，几乎都脱不开黄金时代的作家们的影响，以至于可以这样说，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家们，几乎已经写尽了不可能犯罪的各种模式，后辈的作家们，无非就是将他们的作品不断创新包装而已。
　　但是，当我读过《野性的证明》之后，不得不说，社会派的侦探作品，也是有尽头的。因为在大部分的作品，无论是怎样的犯罪，都无非是个案而已，贪婪的是个人，邪恶的是个人，犯罪的还是个人，至多，由“个人”变为“一小撮儿”而已，但仍然是属于社会中极端行为，是非常态、非正常的。因此，小说中的警察或侦探们，所针对和谴责的，也都是“个人”，或者“一小撮儿”。把他们正法了，故事也就结束了。
　　可是，如果再往前一步呢？如果整个社会都成了被鞭挞、被正法的对象呢？
　　这样，岂不就成了造反了吗？
　　《野性的证明》，便正是这样一部造反之作。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森村诚一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被独裁统治的现代城市——羽代市。虽然它所处的时代是战后的日本，享受的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制度，却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实际上却成为了一个专制王国，在这里，大场一成便是实际上的国王，他不但是大场家族的族长，羽代市的市长，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手下控制着羽代市的议会、警察、报纸、电台、银行、学校、医院等各个要害部门，从而使自己的权利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职权。
　　由此，虽然作为读者看不到大场一成本人如何作恶，然而，羽代市里发生的一切罪恶，却莫不与他息息相关。因此，当主人公维泽岳史为了一件简单的骗保案而四处忙碌时，便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整个羽代市的敌人。保险公司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意招惹骗子背后的势力；警察本身便是骗保案的同谋，自然恨他多管闲事；而普通的市民们呢？在大场一成的独裁统治下，整个羽代市的特权阶层与平民间达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表面上，羽代市里的人们安居乐业；而表面下，却暗流涌动，无数的罪恶在不断地侵蚀着大众所创造的财富。可是，大多数的人们却被蒙在鼓里，或者是视而不见，浑浑噩噩得享受着特权者丢给他们的残羹冷炙，并自以为得计地欣欣然着。
　　在这样的社会中，想起而反抗的人们便往往显得既自不量力，又苍白可笑。而其可悲之处，更在于其自身的孤独。就像鲁迅笔下的夏瑜，一面为着民众的利益牺牲，一面又被民众所嘲笑，以至牺牲后的鲜血，竟被当做治疗痨病的灵药被同类所吞吃。维泽岳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着他与大场家族的斗争的。凭借他的努力和正义感，他不断地寻找着同志，又在不断地失去着同志，直到最后，他依然是一个人，进行着与黑恶势力的困兽之斗。
　　虽然他最终打倒了大场家族，却在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而那个在最后关头送武器给他的警察，也被诊断有精神问题。这样的胜利，实在是无法让我们欢呼！
　　我不确定，森村诚一以这样的方式结尾，是否有所暗示。然而，当一个人以一已之力，与一个完成的社会体系作斗争时，即使胜利了，他本人又会是何等结局呢？尽管那个社会体系也许并不完美。
　　而作为一部社会派的推理小说来讲，当它已经宣判了一个社会的死刑后，下一步还能宣判谁的死刑呢？
　　所以说，社会派小说也是有尽头的，而《野性的证明》就是这个尽头。

《弓区大谜案》英文版封面

　　如果现在让我推荐一本书给刚刚接触推理小说的朋友的话，那我一定会推荐这本《弓区大谜案》。因为我相信，每一位新人，都会为书中的密室诡计所惊叹。然而，我也相信，每一位熟读推理小说的人，都会对书中的密室诡计感到失望。
　　作为史上“第一部长篇不可能犯罪作品”，这部作品的开创性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是爱伦·坡开创了侦探小说这一题材，那么，就是伊斯瑞尔·冉威尔开创了不可能犯罪这一流派。无论是密室的设置上，还是在解谜的方法上，《弓区大谜案》一书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无数追随者和模仿者。以至于今天，当我们读过了十来本格作品后会发现，这本小说中的密室创作和解谜方法是如此的老套，以至于任何刚出道的作者都不屑于使用。当然，这是建立在读者对推理小说的发展史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的。
　　当然，对于新手来说，我这部小说还是相当有震撼力的，因为当最后的凶手浮出水面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惊叹：怎么会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而不同的是，对新手来说，这是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尾。而对于老手来说，这多少是个有点“那个”的结尾。
　　唉，如果我早点读这本书就好了。
　　所以，我还是大力推荐这本书，尤其是那些刚入推理之门的朋友们！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在文革结束不久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人们的精神生活虽然比之前丰富了很多，然而仍然是十分匮乏的，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沉浸在一种正统的，被马列思想所主导的文化生活中。然而，当我开始着力于收集那个年代的推理小说时，却发现，他们那时的精神生活远比我现在所想象的更为丰富，虽然在思想和行动上，那时的人们远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和多元，但是，他们已经在积极地引进着国外的各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了，并且这些新鲜的东西在那时获得了极大范围的推广。即如我手边的这本《人性的证明》，它在日本出版于1977年，很快便在1979年在国内翻译出版了，这种速度，即使是在现在，也算是很快的了。而且，它第一次出版的印量便是45万册，这在现在，实在是一个足以令任何一家出版商的哈喇子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数字啊！

书的封面是一副手绘的图画，色调偏向橘黄，在小说中起到重要作用草帽像是太阳一般挂在天上，布满了封面的上半部分，既切合着书的内容，又使封面显得很温暖。大概设计者更喜欢人性中那温馨美好的一部分吧。

在封面的左下角，是一家三口手拉手站在一起的背景，此时他们正在望着天空。。。。。。但是，我得说，这个图案漏底了。

书的封底简洁之极，没有任图案，只是在封底的右下角上印着书号和定价。书脊也很简单，只有书名和出版社的名称。

出版社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定价只有7毛8，便宜啊！

与这本书同一年出版的，还有它的剧本，不过名字被翻译成了《人生的证明》，而其实这本书的日语原名是《人間の証明》。

这个封面就比较阴暗了，比小说版有着更多的侦探小说的色彩。

这本书是还有一个大标题：《日本电影文学剧本》，而且是一个合集，里面还有两篇其他电影的剧本，分别是《犬神家族》和《风逝》，三合一，很经典很超值啊，呵呵。

书前的剧照（1）《人性的证明》：这正是凶手人性未泯的美好时候

书前的剧照（2）《犬神家族》:左边的那副看起来是电影的海报，右边是剧照，感觉还和新版的电视剧满像的。

《谋杀之心》英文版封面

　　真的人人都恨博拉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在《谋杀之心》一书中，被谋杀的博拉姆只是一个负责而苛刻的医院行政官员而已，并没有什么骇人听闻的恶行。当然有人对她不满，也有人对她的位置充满觊觎之心，等等，但也仅此而已，要说人人都恨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我为什么要给这篇读书笔记取这样一个不符合情节的标题呢？
　　这实在为了说明推理小说中的一种类型：在这类小说中，受害人往往是一个被仇恨包围的人，几乎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由于或光明或阴暗的理由憎恨他，都想置他于死地。于是，当他有一天死于非命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人便统统成为嫌疑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自己洗脱嫌疑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了。
　　这一类小说，往往会给作者带来极大的空间：当作为读者的我们猜想A是凶手的时候，作者便可以说是凶手其实是B；而当我们猜B的时候，作者也可以将罪名安放在C的头上。反正，在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而凶手又在这群人中间的时候，那其中某人的不在场证明则必然是假的。而由于大家都有作案动机，因此，无论谁的不在场证明是假的，都不会令人感觉奇怪，更不会在结尾给读者带来所谓的“意外感”。
　　所以，这一类小说的看点，往往更多的是对于小说主题的深刻挖掘、对各种人物的塑造以及细腻的写作手法，而不是案件推理的严密性以及诡计谜题的精彩程度。
　　因此，读完《谋杀之心》之后，我首先为警长达尔格里什那极具跳跃性的思维方式叹为观止，并深感迷惑。明明调查的方向是东，忽然之间达尔格里什跑到了西，然后案件便柳暗花明了，尽管这种意外性在推理小说中屡见不鲜，但至少要有一点推理的过程吧，否则推理小说不就成了武侠小说了？一个武功又弱脑筋又差的准傻瓜一夜之间被某位大师来了个醍醐灌顶，于是立刻成为了一代大侠，推理小说中出现这样的情节，还真是要命啊。
　　其次，我也为小说中罪犯的行为深感迷惑。如果说博拉姆的死，确是动机明确、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另一位受害人的死便是莫名其妙的紧了。她的死除了给犯罪的帮凶加一层罪过外，我看不出有任何的意义或必要性。而为什么非要让罪犯的那位帮凶罪加一等呢？我也难以理解，本来，他已是无法逃脱牢狱之灾了啊。
　　由于这两点的存在，使我在读完《谋杀之心》后略感死亡，而对于最后的凶手的身份也略感死亡，因为如果把她换成别人的话，似乎也是可以的。
　　这实在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意外啊！